汪国真去了远方 留下斑驳背影和唏嘘

中国青年报 2020-04-24 03:36:54

导读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90年代初期,很多高中生是伴随着汪国真的诗歌名句长大的,在笔记本上,在贺年卡上,在日记本里,汪国真用诗歌给一代人励志。

  



诗人汪国真今晨两点十分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记者致电汪国真手机,其家人确定了他去世的消息。


这条消息瞬间让人心收紧,难过。


“汪国真是朦胧诗之后出现的,他的诗歌比较通俗明白,对朦胧诗具有反驳的意义。其诗歌在精神上据有三个特征:一是青春。汪国真的诗歌最受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喜欢,因为他的诗歌具有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二是励志。‘要嫁就嫁给幸福,要败就败给追求’,他的诗句具有精神立志的特征,具有正能量,不管专家们喜欢不喜欢,年轻人喜欢,谁档也档不住,孩子要深刻干什么?第三是温暖。他的诗歌写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无不如此。”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评论家王久辛如此评价汪国真,他说:“衡量汪国真的价值,相当于看油画,走近了看不清楚,看到的是红的黄的,坑坑洼洼,退一步才能看清楚全貌,才知道价值所在。”

  

汪国真写诗近三十年,发行量过千万,受到无数普通百姓的追捧,直到2011年,仍有五家出版社推出他的诗集。

  

汪国真开始诗歌创作,还是他在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1978年,他读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深受启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的诗在《中国青年报》得到了第一次发表。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




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1988年,低潮中的他遇到了当时《追求》杂志的副主编杜卫东,杜卫东编发了汪国真的一组诗歌《热爱生命》,之后被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读者文摘》在卷首位置转载,汪国真走红。

  

现任《小说选刊》杂志主编杜卫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在电话那头哽咽了。他这样评价汪国真:“纯洁,儒雅,真诚,淡泊。”由于杜卫东当年发表了其诗歌,他始终把杜卫东当成导师,不管何时见面都很尊敬。二年多前在作协的一个会上见到他,戏言,听说你的字画已经价值鹊起,不敢有求。汪国真第二天便电他,已经挥毫一画一字,可请人马上取走。

  



1990年春,汪国真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李世跃找到汪国真本人说,学苑出版社想为他出一本诗集。原来,学苑出版社编辑孟光的夫人是北京太平桥中学的老师,一天上课时,老师发现学生们在下面拿着个小本,递来递去的,没收一看,是汪国真诗歌的手抄本!老师问:你们为何喜欢他的诗?学生答:不光我们抄,外面的人都在抄!老师这才知道,原来抄汪国真的诗已成了青少年的一种“时尚”!


《汪国真诗集》一出版便引起轰动,当时有二十多家出版社蜂拥而上,一版再版,印数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文坛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够公正,比如浅薄,平淡,顺口溜,没有味儿等等。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汪国真的诗歌对于公众的影响力,连习近平主席的发言都引用过他诗歌中的句子‘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我觉得,对于汪国真的诗歌还需要时间和历史来评价。”杜卫东说。

  



对于外界对他诗歌的批评,汪国真曾这样回答:“是,我想是这样,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的诗不深刻,不高雅,不纯粹,但是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他幽默的说,他的诗集不仅是卖得好,而且盗版也盗得好。“我从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直盗版盗到2009年,我的诗整整被盗版了20年,我可以自信的说,我是中国诗人中唯一的诗集被盗版20年的诗人。”


张宝瑞说,我认真汪国真23年了,他非常留恋我们办的金蔷薇沙龙。今年6月22日是他的生日,如果他健在,我会为他过60岁生日。他说,汪国真最近一些年太累了。


1998年时,汪国真忽然来与大家告别。说他当时查出肝癌。后来又说是误诊,只是肝病。当时他脸色暗黄。我认为他性格内向,只把光明美好的一面留给大家。几个月前,听说他在301医院深度昏迷,后来转到302医院。当日他嘱咐其新书《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责任编辑一定保密。我今年1月份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长时间沉默不语。2月份再打电话给他,电话就打不通了。3月份听说,他身体已不行了。


几个月前,听说他在301医院深度昏迷,后来转到302医院。当日他嘱咐其新书《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责任编辑一定保密。我今年1月份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长时间沉默不语。2月份再打电话给他,电话就打不通了。3月份听说,他身体已不行了。


近年来,汪国真写诗少了,转型到字画和作曲领域。谈到自己的转变,汪国真这样说:“我现在写诗写的比较少,但我在做一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事情,为中国历代的优秀诗歌谱曲,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中国历代的优秀诗歌谱了400首曲,受到一些小学生的喜爱。”2010年新年前夕,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在京举行。

  

对于汪国真和他的诗,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导,著名评论家吴思敬老师评价说:“汪国真是90年代诗坛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汪国真现象,他异军突起,80年代没有出来,90年代在商品经济,他把诗的写作和诗集的出版能够和商品结合在一块了,这是到目前为止,做的这么成功的大概只有汪国真。我们的一些老诗人,比如艾青的诗集能卖出三万册就了不起了,现在都不太可能了。

  



汪国真的全部自信则来源于普通人对于他的支持和热爱。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说:“没有诗歌就没有我的一切。如果我按照那些评论家认为好的方式去写诗,那么汪国真还能脱颖而出吗?汪国真的诗还能发行几千万吗?汪国真的诗还能连续被盗版20年呢,既然都不能,我凭什么按照你的方式写诗?”

  

在汪国真眼中,诗、画、乐都是相通的。他举例说,文学当中有一种修辞手法叫顶真,即用一句话的结尾词语或句子做下一句话的开头,他在作曲时也把它运用在其中,比如,上一句用音符3作结尾,下一句的开头就是3,而歌词也如此,“蓝天下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家园花朵鲜艳,花朵鲜艳四季长青,四季长青仿佛是春天的笑脸”。

  

作家张宝瑞说:“汪国真诗如其人,非常清纯,情感真挚,有些诗思想深刻,新诗比旧诗写得好。1989年19934年的阶段,他的诗歌像春天的小溪一样流淌进中国大地,特别是流淌到校园,影响了一代人。此外,汪国真的很纯洁,从不拉小圈子,不说任何作家和诗人的坏话,不巴结任何人。他始终微笑地面对人生,有侠肝义胆。”张宝瑞为汪国真写的挽联是:“国有奇才撼四海,真为诗俊惊天下”

  

记者了解到,新华出版社日前刚刚出版汪国真的新诗精选集《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书中收录了汪国真的多首新诗,格调积极向上、催人奋进。同时,书中还囊括了他新近创作的词、散文,并附有他的书法、绘画。


文/桂杰 图片由中国青年报文化生活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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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遇上汪国真


差不多整整15年后,我才意识到诗人汪国真曾深刻地影响过自己。而这,还是经另一位诗人西川所启发。


那是2008年深秋,前去采访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国际论坛,主题之一是“反思二十世纪中国”。 论坛其中一个单元是放映和研讨电影导演贾樟柯的新作《二十四城记》。


午餐时,我凑巧与西川同桌。自助晚餐上再次碰面时,我们便站着多聊了几句。时逢改革开放30周年,到处都在回顾历史。面对诗人,我习惯性地问起诗歌在过去30年中的作用。西川的回答,令我有些吃惊。




他说,诗歌过去30年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人从陈旧的说话方式中解救了出来,尤其是朦胧诗,让人们意识到除了语录式、口号式、阶级斗争式的教条话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话方式,“看不看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进入放映室后,盯着眼前忽明忽暗闪烁不定的银幕,我不时自问:当年是谁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脑海里闪现过好几个名字,但最终定格在了最早出现的“汪国真”三个字上。


正是为了练字,我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知道了他。上初中时作为班里写字好的学生之一,我时常需要在宣传委员指挥下出黑板报。此前的若干年里,我唯一的字帖就是语文教科书,模仿上面印刷的楷体字。


直到硬笔书法风行全国,一本抄写汪国真诗作的字帖在班里出现,我这个乡村少年才明白,人类可以写出楷书、行书和隶书等不同的字体。


那时,“四大天王”刚刚被命名,他们的歌声席卷县城、小镇的大小卡带收录机。学校的广播里,则经常放吕方的《弯弯的月亮》和毛宁的《涛声依旧》,还有那个白皙微胖的广播员的最爱——《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这些在江边长大的少年,经常在渔船、沙船和客船上晃荡。相比字帖里的诗,懵懵懂懂觉得那唱月亮和涛声的歌,更像在唱自己,离生活更近。


看字帖时,见识短浅的我们更关注字体,而非内容。对自己同样在言语上的贫瘠毫无察觉。写作文时,一提到春天,就想到课本上读过的燕子归来;一论及英雄,就是课本上讲过的勇救朝鲜落水儿童的罗盛教、堵机枪眼的黄继光或是火都烧不动的邱少云。


课本上这些一本正经的文字,加上乡亲们口中随时随地爆出的粗话和俚语,用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情绪,足矣。


无奈青春期还是悄无声息地逼近了,荷尔蒙的分泌,让我们翻遍语文教材上所有总结出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也找不到一个形容内心不安与躁动的字句。


再回头看字帖时,却有了意外的惊喜。在汪国真的诗句里,那种在胸中左冲右突暧昧不明的情感,似乎可以寻找共鸣,肆意流窜。它就像唱月亮与渔火的歌声一样,离自己好近。而对语文教科书的疏离感,也自此始。


那年冬天,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我从借来的字帖里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送给了暗恋的女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被拒。从此,汪国真的诗成为如伤痕般的记忆。


高中读了理科,大学念了工科。汪国真的诗也如同那个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波涛汹涌后归于沉寂,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也渐渐模糊,有关的细节大多已遗忘。


直至西川指出诗歌的力量所在,我才意识到,是汪国真在无形中把自己从语言“牢笼”中解救了出来。无论是练字还是写作,那本抄写汪国真诗歌的字帖,都把一个困在教科书里的乡村少年的目光,引向了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它虽然不能提供更丰富绚丽的风景,却让人意识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与很多人不同,我至今对童年美味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奶奶生前做的油炸饼,也不是妈妈常做的各种鱼,而是小学六年级时去镇上听完模范师生报告会后,买的一包方便面。

那场报告会谁在作报告、报告了什么,不曾留下丝毫的记忆。倒是那包方便面,至今想来仍令人满口生津,那是跟此前吃过的所有农家饭,完全不同的味道。也是在吃过那包方便面一两年后,我遇到了汪国真的诗歌。


2014年年初,作为评委应邀参加一评选活动,在长长的评委名单中,我看到了汪国真,在现场我们只有一桌之隔。 与会前,我曾跟邀请者打趣,“今天一定要和当年的偶像合个影”。


会后,对方问,“合影了吗?”“没有。”“为什么?”“还是不破坏当年的那种感觉了吧。”


而在看完电影《二十四城记》当晚,我曾揶揄导演将摄像机变成了“照相机加录音笔”,但随后又删去了这些言论。 因为我意识到,这种观影经验虽不同于以往,但为什么不能视为导演在探讨影像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性呢。


就像当年汪国真的诗歌和那包方便面,虽然在经历了太多的尝试和成长后,时间已经将它们的味道冲淡,但他们终归让我们意识到了语言和生活的另一面。


遗憾的是,被西川和我们视为“牢笼”的那些具有时代烙印的语言,如今不时有沉渣泛起。而更遗憾的是,在网上翻遍汪国真当年的诗歌,我已认不出当年送给女同学的是哪首。或许在那个假货刚开始横行的年代,那本字帖所抄的那首诗,本就不是汪国真所作。


但这并不妨碍我在20年多后感念他,是他和那个市场经济开始唱主调的年代,阻止了一个无知少年在教科书里画地为牢,然后学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各种可能性,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文/王波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账号冰点周刊 (ID:bingdian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