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林:深耕扬州话 史笔著方言(扬州文化名人访谈录⑩)

扬州晚报 2019-12-02 15:55:49

人物名片

黄继林,扬州文化学者、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四川理工大学全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扬州市志》副总撰。主要研究扬州方言和扬州地方文化,在全国、省内及扬州报刊上发表《从治鱼说起——兼谈方言本字的考定》《从“上苏州”说起》《从盐说开去》《说八道怪谈画派》等数百篇研究文章。著有《扬州方言词典》《扬州名巷》等。

“乖乖隆的咚,韭菜炒大葱。”这句口头禅,可能是很多外地人来到扬州后,最先学会的一句扬州方言。在中国方言的大家族中,扬州方言有着重要的地位,也与这座城市的个性相辅相成——南北交融。

方言乃一地之母语,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还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有人说了一辈子,知其音而不知其意,知其意却不知其形。一代代学者,记录、整理和研究着扬州话,从而有了扬州方言的清晰脉络。

在扬州方言研究中,学者黄继林数十年倾注于扬州方言的调查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许多扬州话背后之谜。



理清扬州话的历史演变
参与编撰多部方言辞典


——黄继林的方言研究成果



“不南不北、又南又北”的扬州方言



扬州地处中国南北交会处,所以在语言上,也吸收了南北两方的特点,扬州方言在全国方言版图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著名语言学家、南大教授鲍明炜曾用八个字概括扬州方言的特点:不南不北,又南又北。“不南不北”是说扬州方言不属于南北两方方言的任何一方,“又南又北”是说扬州方言兼具南北两方方言的特征。这是扬州方言的两大重要特征:一是完整地保留了中古《切韵》系统的入声,二是扬州话里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都是同部位的清音声母。


1990年,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领衔、被列为国家八五项目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编写工作启动,老师王世华带领黄继林加入编写组,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编写《江苏省志·方言志》,二是负责《扬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的分册)的编纂。


1993年3月,《江苏省志·方言志》编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编委会,所有成员都是具有相当调查研究经验的方言工作者,鲍明炜先生为全志主编,王世华先生为全志副主编,黄继林为编委会委员、扬淮区的主编。同时和王世华先生一起负责扬州、镇江洪巢片方言的九个点。


“编写词典不同于写文章,难度极大,比如划定扬州方言的定义,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黄继林说,通过多次的调查研究,他们首次进行梳理,狭义的扬州方言就是汉语方言研究者和一般人通常所说的“扬州话”,用民间通行的说法,指出广义的扬州方言中有“街上话”(即“扬州话”)“乡下话”“山上话”“洲上话”之分,并详细叙述各自的特点,把通行的范围落实到乡、镇(有的还到村)。还有与周边(泰州、镇江、南京、盐城、淮阴等地)方言的比较。


为了这部词典,李荣先生亲自到扬州来核实,他经实地查核后,肯定他们整理的音系、广义的扬州方言中的“街上话”“乡下话”“山上话”“洲上话”之分及其特点。1992年,《扬州方言词典·引论》作为范本,在《方言》第一期上先行刊出。


为了编写《扬州方言词典》,王世华、黄继林师徒二人上班忙工作,下班忙编词典。当时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誊清稿条目一万多条,70万字,全靠手写。连同誊清前的初稿,有好几百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誊清的稿子有两肥皂箱。直到1993年的秋天,词典终于交稿了。1996年12月,《扬州方言词典》出版。


“当年编写这本词典时,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不足。”黄继林拿出了一本《扬州方言词典》,内页上用笔圈圈画画,做了很多修改补充。这些修改和补充的文字,都是后来不断调查研究中,有的是新发现,有的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和遗漏。如果有机会,将再出一本修订本《扬州方言词典》。


1998年,《江苏省志·方言志》出版,获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著名语言学家颜逸民先生在《江苏地方志》上发表了题为《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的评论文章,说《江苏省志·方言志》“全面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江苏方言的面貌,体现了20世纪江苏方言研究的巨大成就,它是江苏方言研究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2002年,《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综合本出版,主编李荣的名字上已经打上了黑框。李荣先生曾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道,“当年我编《现代汉语词典》,弄瞎了一只眼,这次准备再瞎另一只眼。”


而编写词典的几年,黄继林常常是白天伏案,晚上又伏案,落下了颈椎病,视力也越来越差。


199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收录了从事中国境内语言教学与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古今中外语言学者,王世华和黄继林都被收进这部词典。



从大历史的视角梳理出扬州方言演变



走进黄继林先生的家,第一印象就是书多。没有固定的书房,客厅、过道、卧室里都摆满了书。客厅的架子上,摆着他最为得意的三部著作:《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江苏省志·方言志》和《扬州方言词典》。“忙了一辈子,这就是我的成绩单。”


黄继林说,语言都是和人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扬州有人居住,自然就有了扬州方言。上古时代,扬州话属于吴语,这种语言体系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如隋炀帝善“吴语”,唐代曹宪著《博雅音》注中有大量的吴语。随着人口的变迁,扬州话也在不断演变。在扬州历史上,就有过好几次对方言有影响的大变动。


扬州方言的第一演变发生在东晋时期,晋室南渡,北方人在靠近扬州一带停留,将北方话带到扬州,吴语的格局开始受到冲击;第二次是唐代扬州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史有“扬一益二”之誉,大批国内外商人在这里经商,各种语言在这里荟萃碰撞,酝酿改变着原有的吴语体系;最为关键的一次变化发生在宋代,宋王室南渡,大批北人随之而来,留居扬州,扬州方言发生了质变,原本以南方方言为主的扬州方言,变为北方话语系统,成为江淮区域通行的官话。第四次演变则是明初,元末扬州遭到兵乱,很多扬州人被杀害,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迁了很多苏州府居民来扬州,所以扬州方言中,又多了许多苏州话的元素。


另外,在扬州历史上,还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扬州十日”。但那次屠城之后,迁入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外地移民,所以对扬州方言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清代扬州盐业的兴盛,官商云集,带来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其中以徽商为多,一些徽州方言也潜移默化中融入到扬州话中。清末盐业衰败,扬州经济交通滞后,扬州话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格局的变化,广播电视的普及,普通话的推广应用,扬州方言正在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扬州方言规律的制约下发生变化。比如说,“观光带”的“观”,“展览会”的“展”等一些字的读音都在向普通话靠拢,但又不是普通话,还有“扬州腔”。再比如,他曾发现一份即将销毁的开挖新通扬运河拆迁安置补偿的旧档案,从这份档案中安置的去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人口迁徙线索。


黄继林说,这些细微的变化,应该赶快记录下来,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对不仅对研究语言发展史的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扬州话的演变,也是一部城市文化的演变史。”黄继林说,方言变化如此之快,需要有心人来记录下来。历史是一条链,如果今人不去加上这个链,后人找不到,那么文化就会有隔阂。



方言调查研究中写出一本《扬州名巷》



艰苦的方言调查研究过程中,黄继林常常会有很多意外收获,他都会一一记下来,如一些历史文化遗迹,地方独特风俗传说、巷子里的名人轶事等等,有空就在文献中寻求答案,解答这些意外收获的本源。


黄继林说,扬州是一座巷城,巷子纵横交错,犹如这座古城的经脉,它们互相联通,承载扬州太多的歷史和风情。在调查扬州方言的同时,黄继林对扬州老城区的大街小巷烂熟于心,对于古巷老街氛围、风情体味殊深,多年积累的“收获”,最终变成了一本《扬州名巷》。黄继林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他方言调查的副产品。


古巷老街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所,与百姓情牵意连,难舍难分。正是有了大量的史料和调查,黄继林的这部巷子书写的很顺利,宛如娓娓以话家常。翻看这本《扬州名巷》,不仅梳理出古巷老街的形成、命名及发展为框架,还把巷子的格局与变迁、趣味与风情、历史与传说、人事与环境、既往与现实一一讲述。


黄继林说,地名是语言大家庭中的特殊词汇,也是特殊的历史档案。不少地名背后都有故事,揭示了历史文化,有些地名的读音往往保留古音。比如说,扬州有条“牛录巷”,揭示了清代的驻军制度,后来讹音成“牛肉巷”。再如“臣止马桥”,源于明武宗的南巡,在民众口语中,又讹成“陈芝麻桥”,为什么?这就是“接地气”。


埋首文字、训诂与音韵
辛苦奔波各地调查方言


——黄继林的治学之路



一篇论文让他走上研究之路



“能进扬州方言研究之门,不得不提我的恩师王世华。”黄继林说,他是上海人,1982年,他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夜大学中文,王世华先生是教古代汉语,在大学时代就出了一本书叫《扬州话音系》。初见先生是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藏青的对襟中式棉袄,先生的普通话很好,口齿清楚,语调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时而又夹几句地道的扬州话。先生说,各地方言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古汉语的成分,词语上的暂且不谈,就说语音,扬州话完整地保留了中古的入声系统,这样扬州的学生学习古汉语,辩别入声字就方便得多。


“有一次到先生家,他在写一篇关于扬州方言的文章,我说我能不能跟您学着搞方言。”黄继林说,老师告诉他,方言调查是一件很苦的事,只要你能吃苦,没有什么不可以。王先生还说,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曾谈到方言的调查人和被调查人(发音人)各有不同的要求,被调查人必须是当地人,最好是没去过外地(没受过其它方言影响)的,粗粗识字;调查人(研究者)最好不是当地人,但又长期在这个地方工作,自己又能说这个地方的话。“先生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方言调查人选。”


有一次,王世华给了他一篇1958年写的《扬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词“蛮”和“稀”》,在文章中说到扬州话里“蛮”只用来于修饰褒义的词,“稀”只用来修饰贬义的词。黄继林仔细琢磨后,觉得这篇文章的说法不太准确,于是在老城区走访、询问若干老人,跑了周边的几十个村子,写了《扬州方言里的“蛮”和“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得到了恩师的认可。


方言里的两个字,在扬州话中也有这么多说道。得到恩师鼓励的黄继林,对扬州方言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深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时也孕育着一个地方的语言。而他所接触的扬州方言,也就是扬州人平常说的话,也是一座取之不竭的语言富矿。


1985年,黄继林的这篇论文提交至在山西忻州召开的“汉语方言学会第三届年会”。两个月后,黄继林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正式通知,和恩师王世华一起参加年会。就这样,先生领着他走进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殿堂。那次年会上,他有幸聆听了李荣先生关于方言的报告,更加坚定了他走上方言之路的信心。



方言调查让他走遍扬州乡镇



1986年,黄继林调到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方言志》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他的肩上,为扬州方言调查摸底,成了他最重要也最艰苦的工作。

当时有人认为,方言在志书中只占极小的篇幅,写不写无所谓,就是写,按照旧志,收些词语,解释一下就行了。黄继林认为,方言是地方志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因为方言是反映地情的重要资料。于是撰写了《关于方言志编写的一点浅见》,认为地方志中的方言部分,必须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修养,以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方言的调查,以先进的手段,真实地记录当地的方言。“方言的调查研究,绝不是坐在书斋里‘调查’,在什么书上找几个词'整理',说这个词在扬州话里是什么意思。这种拿来主义,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当时恩师所说的‘能吃苦’,后来才体会,研究方言首先要调查方言,了解掌握语言事实后,才谈得上研究。”黄继林说,在调查方言的实际过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先生所说的“苦”。比如说查核江淮方言洪巢片和泰如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扬州话和泰州话)的分界线。旧有资料记载,这条分界线主要在江都境内。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当时江都县的所有40多个乡镇,特别是中闸、大桥、昌松、花荡、吴桥、谢桥、宜陵、七里、麾村、宗村、小纪、樊川、黄思、武坚,砖桥、双沟、丁伙、丁沟等,发现这条分界线已经东移了约六公里。在为高邮市写方言志的时候,他和王世华先生一起坐车去了沙堰、平胜、横泾、川青等乡,这样完整、清晰地画出了江淮方言洪巢片和泰如片在扬州境内的分界线。


黄继林说,在那个年代,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骑车跑长途是很“苦”的,有时早上出门时天气晴朗,中午变天,他就赶快用塑料袋把调查的材料包好,人可以淋雨,材料不能。农村的庄子大多有狗,狗见了生人追着你汪汪叫,好在长相不像坏人,没被人当成小偷。



语言学知识的全面训练和运用



查核方言分界线还是比较简单的,调查整理扬州区域内的方言则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最难的是,扬州话“十里不同音”,临近的两个村,方言都有不同,这也为扬州方言的搜集整理增加了难度。


调查扬州人平常说的话,首先要找到说扬州话的人,也就是发音人。扬州这样一个地处交通要道的文化古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发言人,并不容易。在老城区,他走街串巷,在水井旁,听人们张长李短“喥淡话”;到老浴室泡澡,听老浴客天南地北“瞎托天”;到菜场听买菜人和卖菜人的讨价还价……当时没有录音机,收集来的这些资料,他回家后赶快整理。比如说,“家”不念jia,念ga;孩子的“孩”不念hai,念xia;继续的“续”不念xu,念so等等。再比如扬州方言中有故事的字还有很多,例如“皵”字,不念què,而是“qia”,指某些地方事不顺、语不顺、行不顺,有一种磕磕碰碰之意。最近,黄继林又在颜二民著《点缀扬州方言》中又找到一句“扬理徽理,没得功夫扳。”这句话很有代表性,说明当时徽州话与扬州话的碰撞融合。


在方言调查整理的过程中,黄继林慢慢理解了当年李荣先生说的“方言的调查研究是语言学知识的全面训练和运用”。调查语音,没有辩音能力;整理音系,不知古音系统,怎么调查整理?再如就谈考本字,通到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不知古今字音的变化,有些字放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方言研究既要利用汉字,又不要被汉字所束缚;要弄清音韵地位,符合古今语音的演变对应规律;既要调查现代口语用法,又要重视古代书证。”


当然,方言的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点,要了解本地的方言,还必须了解周边方言的情况。除了读别人的书,用别人的成果,更重要的就是“跑”。于是,他去过当时扬州地区所属的各县(市、区)政府所在地,还到过所属的一些乡镇,出差到镇江、淮阴、盐城时,工作之余,也注意收集资料。如扬州人把睡觉称之为“到苏州”,这背后涉及到明初的大移民,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在睡觉时梦里“到苏州”。


黄继林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调查方言时所做的卡片,一袋袋卡片按照音韵整齐地摆放在书架底部的柜子里,再次打开这些尘封已久的卡片,黄继林一页一页地翻看,每张卡片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黄继林说,几十年的时间,他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整理扬州人平常说的话、说了他们生活中的事。


访谈


黄继林认为,方言是记录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研究扬州方言就是留住扬州文化的根



记者:方言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这么年多方言的研究调查,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黄继林:我的老师王世华常说,学问学问,要学要问,不学不问,不成其学问;见识见识,有见才有识,没有见,哪来识。学的方法一是读,读包括读书和读文章,从中可知前人别人已经做了哪些探索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行,既可免重复劳动,也可免走弯路。当然书和文章中所说也有错的,发现了错,实际上已经有了提高。书和文章还要读一些看似与本专业无关的,因为不仅许多东西、道理、规律可以触类旁通,而且换一个角度去看,是极其有用的。二是听,听前辈们的教导,他们所讲的知识终身受用。听别人的经验介绍,从中汲取营养;听普通百姓的,从中得到最接地气的知识。三是问,就是求教,向老师求教。我这里说的老师,是指他懂我不懂的人。见识呢,就要跑,就要看,这个人你从来没见过,怎么会认识他呢?走多了,见多了,掌握的知识自然也就多了。


记者:在互联网+时代,您认为年轻学者治学应该坚守什么?

黄继林:我也上网,我也有微信,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我更多地将它作为工具,当成一本“索引”,但一定再去查看原文,毕竟人的知识量是有限的,而互联网有着海量的知识储备。关于某一条史料,它可以告诉我线索,有的知识我知道,有的知识我不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工具,但也要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

一是去伪存真。网上得来的史料,毕竟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查来的,如果复制粘贴了错误的史实,那就会一错再错,以讹传讹。所以核查史实,去伪存真很重要,一定要查到原文,找出出处,小心求证。

二是踏实严谨。做学问要踏实,要能够沉得住气,文章写好了要反复求证,尤其是网上得来的东西,更要谨慎核查。我一般会查阅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等出的文献书籍,多方对比。写好的文章多磨一磨,不要轻易去发表出去,写错了被人骂,最关键的是不要误导后人,那就是大错。


记者:研究方言有何重要意义?

黄继林:方言研究,古已有之。古代有名的语言学家如曹宪、徐铉、徐锴、王念孙、王引之等。近代研究方言的著作就有颜二民的《点缀扬州方言》和《扬州方言韵语长短句》、张羽屏的《江都方言考释》、洪为溥的《江都方言辑要》,和耿鉴庭的《扬州医药方言考》等等,为我们记录了很多珍贵的方言史料。

许多艺术形式与方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扬剧、扬州清曲与扬州方言。没有扬州方言,就不可能有扬剧和扬州清曲。我们研究扬州方言,就是从一定程度上留住扬州文化的根。

扬州文化是一座富矿,植根于这方水土之上,有着浓浓的乡土味,有的文化已淡出生活,载入史册,很多还依然存在,与扬州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扬州文化没有捷径,只有掌握了扬州文化的规律,找到了打开扬州文化之门的钥匙,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研究。方言是记录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它就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

会说扬州话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研究扬州方言的人并不多。也希望有更多高水平的方言工作者,加入到扬州方言的搜集整理工作中。


记者:对于扬州方言的保护与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黄继林: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如果不说扬州话,扬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等文化艺术形式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这些年,通过媒体的不断报道,我们对方言有了足够的重视。如建立扬州方言发音人数据库,很多扬州人报名参加,最后选出了4位发音人,有意思的是,这4位发音人都来自南河下。为啥不是东关街,也不是教场,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商人汇聚的地方,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南河下这个区域相对闭塞,才保留下了最正宗的扬州话。

今人研究方言,不仅要考据过去,更要重视现在。尤其是网络时代,语言的变化更新太快,要充分利用新兴媒介,来为扬州方言保存更多的信息和线索。

记者 慕相中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与小编联系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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