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还在但他已离世10年了,崔永元敬一丹水均益白岩松哀悼

云岭视点 2021-07-20 15:10:00

陈虻(chén méng),著名电视人。生于1961年8月30日,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人物述林》、《观察与思考》等栏目组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央视《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2008年1月,陈虻担任新闻中心社会专题部副主任。2008年12月24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3月1日晚,央视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揭晓。央视主办的这个年度特别节目,从2003年播出首期,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六个年头。

颁奖盛典主持人之一白岩松曾经说:如果问这些年来,央视原创了哪些成功的电视品牌,我想《感动中国》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

这个特别节目的最初创意,或者说“点子”, 来自于陈虻,当时的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白岩松在他那本《幸福了吗》的书中写道:

2008年底,在第七个《感动中国》诞生之前,陈虻英年早逝,引发整个新闻评论部人内心巨大的感情地震。追悼时,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创办的《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别忘了,还有《感动中国》的最初创意。

今年也正是陈虻——这位优秀的中国电视人去世十周年。

陈虻:做电视必须创新,而创新就是永远做那没人做过的事情。你要往上顶,才能顶出一片新天地。

两个可以写进中国电视史的创意,产生的过程,都带有一点传奇性:

1993年11月,陈虻忙于调整《生活空间》的定位,这时非常需要找到一句清晰的标示语。告诉观众《生活空间》这四个字代表了什么。

改版不像创办,节目已经在一天天播出。陈虻说:好比一个饭店一边营业一边装修,当时工作的繁忙程度,是以半个小时十分钟计算时间的。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只有回到家里睡觉前才有点时间冥思苦想。

有一天,陈虻回到家,累得什么都不想动,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半梦半醒之中,脑子里显出来几句不同的话,他下意识地抓起了床头的纸和笔,摸着黑直往纸上划拉。神助似的划到第四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心里突地一震,整个人当下全醒了。我要得就是这句话!一看表,才凌晨4点。

就是这句标示语,彻底的改变了栏目的方向,普通人从此开始成为电视的主角,历史终于还给了普通人。

《生活空间》第一任制片人梁晓涛在《记住陈虻》一文中说:“这句栏目推广语,不仅表述的是栏目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宣示了一种态度:作为电视人,你如何对待普通人,你如何看待时下的社会,你如何记录你所生活的时代。

陈虻:一个创意的产生,决不仅是个人的灵感,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集合。当你想到这个创意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需要。

2002年9月的一天下午,陈虻已经出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部里十几个人在开策划会,讨论应该制作一个怎样的年度人物评选节目?

大家心里没底,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评选太多了,什么‘十大新闻人物’、“年度经济人物”等等,林林总总。如何做出与众不同,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头脑风暴开始。

白岩松在他的书中形容当时的情景:“各种各样的建议被提出,又在越来越多的烟雾中被否决,不是不符合理想,就是不符合操作,或者太没有国情观念。”

一个下午的策划会,开到此时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了。振兴、振奋,震撼,各种词汇还在碰撞。陈虻突然提出了一个点子:找好人,评选让人感动的年度新闻人物。

话音落下,一瞬间的沉默。但迅速地,思维的僵局被“感动“两个字打开。陈虻的思想火花,点燃了大家创作的激情,照亮了这个节目的方向。

后来谈到他的思路,他说:一是为了规避一些我们不易过于渲染的新闻人物,推出真正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人物;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的需要让人们相信它有某种高尚的东西,然后在让人们在相信的同时,去建立一种生活的信念。

于是对这个节目的定位,陈虻有了一锤定音的总结:“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陈虻:每个媒体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也就是我们所要发出一个怎样的声音。

其实陈虻的两个创意,在思想与价值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关注人的命运,关注精神世界,正是他做电视一以贯之的坚守。

陈虻讲过他对《生活空间》的定位所作的两次调整:

第一次,1993年、94年,我们走的是人文教化的路子,表达对每一个人尊重,是那种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第二次,1996年,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更强调关注社会变革,关注社会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

而《感动中国》在最初的设计中,就蕴藏着一个重要的理念:在人格与感动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上这个舞台作了铺垫。

在2003年首播以后举办的研讨会上,陈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说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带给人的是一种社会的影响力,那么‘感动中国’带给社会的是一种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他说: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情趣、价值观、认知角度都千差万别,能够引起亿万中国人的关注和共鸣,并在公众中引发群体性的强烈感动的,一定是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他们体现的那种具有非凡感召力和震撼力的精神境界。

〈生活空间〉与〈感动中国〉,两个创意,虽然相隔九年,但创意的生发点:人文情怀、关注草根、记录历史、尤其是记录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史、心灵史,陈虻给自己确定的职业追求、社会责任始终没有改变。

他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陈虻:我始终相信做节目、办栏目,就像十指捧水,如果每个指缝间都往下漏,捧起来就会两手空空。同样我们如果在每个制作环节上不抓紧,没有一个基本的质量追求,那么任何思路都不可能成功。

当时,《东方时空》策划组承办了这个特别节目,陈虻直接负责。办公室搬到了南院。参与过这项工作的刘波、何昊,在纪念陈虻的文章中都有过描述:

陈虻主任天天都在和大家讨论节目的内容形态。人物评选活动的程序、标准,颁奖典礼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在一次次的讨论中形成的,VCR、颁奖词的路数、风格,也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

VCR,即人物短片,陈虻非常重视。他一遍遍的审,编导也是一遍遍的改。一个短片五六分钟,讨论的时间却要半个小时。 “陈主任不仅在总体宏观上有指导,在微观、细节处也给与节目各种灵感”。

与《生活空间》有着同样的叙事风格,《感动中国》回到人性的一种表达,不是概念、不是口号、不用空话套话,白岩松说:“只要放心讲述真正好人的故事,用细节、用情感、用回到土地的质朴来讲述。”

陈虻曾经对这样的叙事风格做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就是一部书,《生活空间》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翻开,像他的妻子、像他的父亲、像他的朋友一样去读。其结果,一切都将来的最直接、最根本。

那一年,陈虻一有时间就会到《感动中国》小小的办公室来,喜欢坐下来和大家聊天。晚上,大家在办公室啃着鸭脖子,喝着啤酒,有时候也会听上他的侃大山。聊天与侃山的中心内容,是《生活空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陈虻和他的团队,如何选题、如何做节目、如何拍片、编片等等。 

“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对《感动中国》的定位, 陈虻又提出了一个精准的指导性意见。

当年的〈生活空间〉让1000位普通人上了电视,当了主角。〈感动中国〉的十六次评选,当选的最大群体也是普通人,超过获奖者的半数。普通人登上国家级颁奖台,接受采访,继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这个年度特别节目最大的亮点。

在2018年的颁奖典礼上,白岩松再次强调了这个主题:大写的人,最美。(据徐泓博客)

追忆>>>

崔永元:他傻得让人心疼 

2002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做《小崔说事》,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我已经完全掌握电视的规律,知道怎么回事,那节目25分钟,我要讲3件事,三七二十一,每人7、8分钟,观众刚一疲倦就换一个人讲故事。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永远排在新闻频道前三名前两名。其实是投机取巧。他们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要给我一个15分钟的节目,我能弄得收视率更高,让观众来不及换台就播完了。

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陈虻那个时候已经当副主任了,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还去看我了。

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我非常在乎他的评价。我精耕细作我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做了一年他也没表态。有一天他说,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作品。什么叫作品?兄弟,这是一年只能做10集的,你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所以我和我们的编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良心负责。从今天起就好好完成我们的作品,不必再去管什么收视率。

敬一丹:我只想用干净来形容他 

我一直佩服业务领袖,佩服那种具有船长气质的人。陈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电视的把握实在精准,并且具有前瞻性。陈虻想出来的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实是那个年代《东方时空》很本质、很精髓的表达。那不是一闪念冒出来的,那是他长久思索,在某种启示下得来的。 

他本人是那样一个干净而浪漫的人,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眼神,都让人觉得干净。他做的事,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干净的。有才华的人很多,有才华又干净的人很少。这两种气质混杂在一起,很动人。在我心里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念过大学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的,有的人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也不算知识分子。

水均益:我的一部分随他去了 

陈虻对电视非常非常执著。他是为电视而生,为电视而狂,可能也是为电视而走。他的很多想法没实现,走得不愉快,是个悲剧人物。离开那天,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交替中,他对一直照看他的好朋友、《社会纪录》的制片人李伦说了一句:“话语空间。”李伦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涌起滔天巨浪,一下就被打蒙了。他病了两年了,怎么最后还想着这样一句话。

一想到他走了,我心里就凉凉的。我们的队伍开始减员,我们的势力开始削弱。不是帮派势力,而是那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力量在削弱,这是一种很悲凉的感觉。突然间身边的战友倒了一个,让人害怕深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不愿意,不相信,甚至不敢去面对的东西。大家心中可能有某种情绪,有对那个纯粹年代的追忆,对现状有埋怨,又不知道去埋怨谁。

我们的痛苦和感伤不仅仅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哥们儿、好同事、好朋友,而是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怎么说呢,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远去了。

陈虻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白岩松:他是一个寂寞的聪明人 

他太寂寞了。以前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把我喜欢的书、读过的书选个两三本给组里的人买,也会留几本给他。每次他都会跟我交流,他一直在看。后来我辞去制片人的职务,他常跟我开玩笑:“哎,怎么不送书了?”我一笑。其实后来我挺后悔的。他要的是书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跟我说话时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灵魂,他希望交流,他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想想,他能够让《生活空间》横空出世。1998年5月1号的《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讲《生活空间》的,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振奋。突然你看到电视除了娱乐功能、影响力外,还有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东方时空》之前,电视是有收视率、有影响力的,但很少会赢得这么大的尊重。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当然值得怀念。

我在这个院里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还没吃饭啊!”我经常见到他中午一两点了还在那儿跟人家讲节目。我就着急,你怎么还不吃啊?偶尔,中午两三点了,在食堂看到他,永远坐角落那张桌子,吃一盘饺子,周围又一堆人。他是爱思考的人,讲话非常有趣,任何时候都精彩而绝无重复。拿录音笔录下,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柴静:陈虻不死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今年教师节,我给了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在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象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与他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虻不死。

上述内容摘自知乎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徐泓 编著

我为陈虻编著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2013年初面世,不到一年,已经加印10次。又要开机时,出版社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修订补充?我频频点头应允,因为初版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对不住陈虻,更对不住读者的如此厚爱。

于是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勘误、校正、补充、完善,新增了四分之一的内容,部分调整了结构,尤其是重新设计了全书的版式与封面,增加了陈虻23张工作照与生活照。

现在本书已经焕然一新,在当当网等各大网站上架。

这本书的走红,一是沾了柴静《看见》销售奇迹的光。陈虻被柴静视为导师,她在那本至今仍然畅销的《看见》中,以陈虻开头,以“陈虻不死”结尾。二是赶上了央视《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纪念。陈虻正是那段电视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英年早逝,悲剧性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容易被偶像化。

记得当时网上把围绕《东方时空》创办20周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称为央视新闻人的“致青春系列”:孙玉胜的《十年》是冒号,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你幸福了吗》是逗号,陈虻《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是感叹号,柴静的《看见》是删节号,而最后出版的《点燃理想的日子》是句号。

这些标点符号不一定准确,但我认可这个书单,并向大家,尤其新闻学子推荐这个书单。结合这个书单再解读陈虻,再解读央视,再解读电视新闻改革,会有更全面、深入的体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以为这个回响,是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集体记忆,也必然包含着对其遗产的继承与反省。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遇到最多的问题:为什么是你,一个教新闻的老师写了这样一本书?再版之际,我想重复当时编著此书的初心:我在尝试编写一本另类的新闻教材。

我教书多年,对高校应用新闻学的教学模式、方法、内容越来越怀疑,它的滞后、陈腐,脱离实际,在我看来已经难以为继。这本教程让我尝试业界和学界的一种打通,陈虻是难得的搭桥的人。感谢陈虻成全了我。

央视《看见》栏目制片人李伦收到这本书之后,曾经给我留言:谢谢您让陈虻能这样的存在着,他的价值被您清晰充分挖掘和固化了下来,且对学生们和从业者更是极难得的教科书。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副制片人胡劲草看完这本书以后,也曾经说:这是一本有关电视节目制作的经典的教材新闻学院有志于做电视记者的孩子,如果能够真正读懂这些文字,就可以毕业了。

感谢李伦和胡劲草,他们读懂了我的苦心。

通过编著,尤其在本次修订、增容过程中,我不断反思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

陈虻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他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想拆房子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所以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这真是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也越来越明白:高校的教育不是要培养学生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甚至也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去唤醒学生内心的的力量,

帮助他们的生命自由的成长。

教育学家马尔瓦·柯林斯说的对:第一,每个学生本质上都是相当聪明的。第二,要改造学生,先改造自己。第三。教学本质是用一个思想点燃另一个思想。

郎平在带“郎之队”获得世界竞标赛亚军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最近我身边有一本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答案就在里边了。

陈虻一直说自己是教练。是的,好教练不仅是带队伍,更是能让队伍在精神层面脱胎换骨。好老师,也应该如此。

回归我编著此书的初心:一本另类的新闻教材。

新版以后,它不一定是畅销书,但我希望它是一本长销书:让新闻学子、新闻从业者开卷有益,常年受益。

虽然它的封面更加不像教科书。但符合我对“另类“的定义:这是一本有温度、有态度的教科书。因为陈虻的生命、激情和个性化的话语活在这些书页中。(文/徐泓)

徐泓,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前,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徐泓是北大子女,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父亲徐献瑜是北大数学系的奠基人之一,北大数学系主任,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计算数学界著名的“三徐”之一。五姑父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将军;八姑父则是被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校长之一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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