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可以做什么

微农植保 2019-01-16 01:13:48

作者:黎金飞

这几年口述历史在中国开始有些风生水起,从最初的偏重实践开始走向理论建设。刚刚拿到的这本《口述历史在中国》是“口述历史在中国”项目的学术成果之一,该书向公众全方位展示了学界对口述历史的阶段性思考,是一本既进行理论探讨也兼顾实践总结的偏学术性的著作。

作为一门学科,口述历史还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古已有之。全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口述史。中国古代的《尚书》是口述体,最早的诗歌集《诗经》是口述体,《论语》也是孔子的口述,而且这种传统一直都在那里。

学科建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态势及走向,自然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相关的理论阐释仍然薄弱,实践环节也缺乏系统的总结与梳理,但目前我们看到在公共领域,口述历史的身影无处不在,通过书籍、电影、纪录片、网络社交媒体对不同时段的历史进行解读的尝试层出不穷。更为专业的力量的介入,将会使中国的口述历史走得更为稳健。

书中有多处探讨了口述历史与公共史学的关系。两者都强调历史与公众的关系,都重视大众的对话性与参与性,尤其是对传统史观都有很多的反思,对非传统史料的挖掘与呈现也不遗余力。两者的努力方向也事关历史怎样被书写,个人记忆如何参与并形成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日益关注战争与冲突、自然灾难、犯罪问题、特殊疾病等具有敏感性和隐私性的议题,数字化技术又使得网络传播更为便捷,这些因素都导致口述历史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每个人对隐私和权利范围的理解是不同的,如何保护受访者的权益?对公开的内容进行怎样的选择?作为受访者与访谈者共同的著作,如何区别学术研究和公开传播?该书也提供了一些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原则:比如应尊重受访者拒绝谈论某些话题的权利和提及某些人物时要求匿名的权利,比如最大程度降低对受访者的伤害程度;要与口述者保持联系,确保及时获取对其内容的更正或补充。出于负责的态度,相关的资料还应及时备份,异地储存,以保证安全和便于进一步开发利用。一些珍贵的录音带、录像带、纸质档案最好电子化,便于调阅,减少对原文化的损伤。尤其还要维护受访者表述的完整性,要保证做到不改变原意,不断章取义。面向公众或带有商业性质时,应再次获得授权,并公开注明资料来源。

“口述历史在中国”项目旨在搭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探索中国口述历史多元化、开放性的未来之路。自2014年秋天开始,依托高校和民间机构,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相关的人物采访、学术讲座、工作坊、高校联盟、国际研习营、国际研讨会等。如今,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或实践主体都在关注口述历史,比如赵月枝、钱茂伟、王小平等专家,分别带领团队开展了农民口述史、社区口述史和社群口述史的实践及研究;曹淑文和徐祖哲则以个人的力量做了家庭口述史和中国计算机口述史。这些也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一些观念比较陈旧的历史学家认为,纸质的档案、书写的历史才是比较客观的。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看口述历史能为我们做什么。口述历史所记录的人的记忆是主观的,但口述历史学家寻找的并不是记忆中的具体数字,而是讲述本身的意义。正如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所说,口述历史给了孩子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大多数人能够通过上一辈的叙述,对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在倾听和理解上一代的过程中,口述历史对家庭凝聚力和社区凝聚力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抽象的、高度凝练的历史记录中,亲身去进行口述历史相关的实践和学习,能够让人们对于历史有更加切身的感悟。

任何人都希望寻找真实。真实并不一定寻找得到,但我们可以无穷地去接近真实,人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2日 24 版)


口述历史:推开记忆之门

修菁

2016-12-06期03版

 

 

十年间,徐祖哲的工作就是让影集中的人生动地存活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中。

 


最初面对镜头,潘超的奶奶很拘谨。慢慢地,老人话匣子打开。奶奶说,以前的事是祖祖辈辈的根。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组织单元、一个家族形成、发展、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

历史,本应是生动的,因为它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写就。通过本文几位跨越时空的受访者讲述,我们发现口述历史在当下中国热度徒增的原因———一个个重温历史事件的个体,在跨越代际、倾听中产生的共情、反思,在亲身进行口述历史相关实践中产生的对于历史更加切身的感悟,也许就是口述史学区别于过去我们熟悉的抽离情境、高度概括的历史记录,以及它最大的价值与吸引力。

1记录“人”的历史,才是完整的

“最近发生的江西电厂坍塌事故,一个原因是缺乏加工过程设计。过去老一辈科学家很多都是‘电机+物理’或‘数学+物理’两个专业背景,这样的背景支持他们在考虑问题时能够反复画图推敲、反复论证,那时他们没有测试机会,要一次成功。”

11月29日上午,75岁的原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祖哲,坐在位于北京西二环外被一摞摞资料围绕、略显局促的家中客厅,对本报记者感慨道。

“媒体最近在讨论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人。今天,当计算机对3岁小孩都不再是稀奇物,甚至人人都离不开它时,我倒是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年人们为什么要发明计算机,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计算机,为什么计算机成为国之重器?”

此前一周,作为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年龄最大的论文提交者,徐祖哲讲了华罗庚倡导成立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组的故事。

退休后,徐祖哲花了十年时间,访问了200余位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科研工作者,以人物故事为讲述方式,写出了《溯源中国计算机》———第一部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立史的书。

“徐老,您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故事?听了您的介绍,真激动!好多事情原来老领导们都早有思考、有做法!”听过徐祖哲的一次报告后,工信部一位司长握着他的手感激又好奇地问道。

“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得太快,好多东西出现了断层,来不及总结和记录。我清晰地记得,一年元旦前刚参加完院里一个项目的总结会,元旦后院里就组织开始了新项目,大家重新分组,又开始投入新项目,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大家都没有精力去好好挖掘、归纳和总结。”

只有在回望、总结、梳理中,才能产生敬畏与行动的智慧,找到科学的前行路径。而徐祖哲悟到这一点,正是在与老一代科学家的对话、听他们讲自己在工作中的反思中触发的。

2013年,英国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火遍全球,被称为是“未来社会的预测家”。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然而,在徐祖哲的寻史中,我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有了大数据运作项目的能力。在《溯源中国计算机》中,他写出了这段历史。

1972年,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的林巧稚,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加拿大。访问中的所见所闻让她断定:计算机在我国医学界的应用是必然趋势,回国后她和时任肿瘤医院院长的吴桓兴、副院长李冰确定肿瘤科研应用计算机的课题,从1975年开始,先后采集到100万病人的病理信息,并于1978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中英文版),被国际同行评价为中国医学走在了世界医学的前列。

“你能想象中国发射东方红卫星时,是发动了60万民兵来护卫绵延2000公里、每隔50米就有一个的电线杆,来完成轨道回收数据吗?”

抽离了具体人物活动,加入了人思想与行为的历史,才能触发反思。最初,徐祖哲因为大学一位老师的嘱托,“要帮助我找到没拿到的那张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也就是如今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推动着他循着老师工作的轨迹,探寻老一代中国计算机科研工作者工作历程的寻史之旅。而寻史立传的冲动又让他一路向前。

“中国计算机之前没有‘史’,很多人都不在了,档案里也没有留,太可惜!昨天我还和第一个中国计算机研制小组中唯一健在的夏培肃先生通了电话。”徐祖哲说。

“一个个看似平凡的个体,是我们民族史、科学史的见证者。如果不记录个体在其中的努力,不管对于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民族,都是不完整的。”徐祖哲说这话时,手里还翻看着那本陪伴了他十年寻史足迹,大约两张A4见方大的大影集。十年间,他的工作就是让照片里这些人生动地存活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中。

“科学工作者一般都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一是顾虑多,二是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就带着这本大影集,看到里面的老熟人,得到信任后,他们会愿意说一些。”出了《溯源中国计算机》这本书,并不意味着徐祖哲的口述历史记史工作结束了,最近他又忙着在写水雷弹在中国的发展史。

“口述历史于我,就是将隐藏或失落的历史,从众多当事人的身边找到,拼接起来。”徐祖哲说。

2根须里生发的东西才最有力量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崇拜我父亲,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剿匪……一条胳膊负过三次伤,从小常听他讲有关战争的故事。但是当我做口述历史相关工作后的几年,委托同事去家里采访父亲时,他对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到去年他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家里每一个人他都不认识了。”

2002年,由于做《我的抗战》系列人物访谈,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口述历史,那时口述历史这个词在国内还不太被人知晓。

“我们当年采访的老人很多都不在了。有些是上周刚确定了采访,这周再打电话过去,家人说,老人已经不在了,就这么快。但是他们经历的很多故事、与这个国家怎么来的有关的故事,还不被人知晓。如果一个儿子不太知道、没法准确描述自己父亲的经历,一个民族不能准确描述自己国家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在苟且地活着?”崔永元的遗憾和忧患,正在年轻一代中被唤醒和起而行之。

2014年末,北京化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潘超参加了由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拿起摄像机,记录父辈的故事”,这年寒假,他花了30天的时间倾听奶奶的故事。

“在你爸爸3岁时,你爷爷就去当兵了,整整五年才复员回来。”镜头前的奶奶掰着手指头计算。

那年夏日的一天,一阵疾雨从天而降,背着的箩筐中一边装着沉甸甸的糠麸,一边是爸爸,奶奶慌忙中被路中凸起的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一箩筐的糠撒了,3岁大的爸爸也被甩出去滚到坡下,摔得破面淌血。

“我赶紧把你爸抱起来,在地上唾了一口,‘呸呷,捡起来’(一句江西乡村土语——编者加)。”

镜头前的奶奶说这话时是笑着的。可是镜头后看着监视框的潘超拿机器的手不稳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一个人,淋着大雨,带着受伤的孩子,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可她完全忘掉了当时在大雨里的哀伤。”

回忆当时的感受,21岁的潘超用了一句超越年龄的话:“奶奶那是内心经历漫长煎熬和痛苦后的笑,是与生命最宽广的和解。”

这次影像记录计划还让潘超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拍摄中,潘超第一次回到了祖屋,一个已经破败、行将消失的小村庄。

不通公路,水泥路走到一半就断了,爷俩徒步进村。村里只剩下几位八九十岁、不愿出去的老人,因为当地迷信死的时候要在老宅,灵魂才找得到归途。站在一片杂草地里,父亲煞有兴致地讲这是他当年出生的地方,“这是厅堂,井就在后院,你爷爷喝了这水,才升官发财。”

“那你怎么没发财?”潘超与父亲开玩笑说。

父亲默默回过头,望着身后的那片空地,自己当年出生长大的宅子。但现在地上连一根当年搭房子的废木都找不到,只是不知哪家村民犁出一小块地,种了点小菜苗。父亲足足一分钟静默无语。

“忽而我感受到,他心中有种喊不出来的声音。守村的这几户老人过世后,谁还记得这个村子存在过什么呢?如果我的儿子、孙子问起我,至少我还有拍摄的影像放给他们看,可以告诉修族谱的人,老家的样子。”

已经确定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继续深造的潘超,说记录影像、从事口述历史记录不会是自己的专职工作,但是倾听家人述说往先,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奶奶说,以前的事是祖祖辈辈的根,现在想来,只有了解了祖祖辈辈是如何走来的,才更有底气地去走未来的路,因为从根须里生发的东西,才最有力量。”

3他们需要倾听者

2014年,93岁的饶平如花两年时间记录自己与妻子相伴60年的故事——《平如美棠》,获得当年“最美的中国图书”奖。老人坦言,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一是为了悼念病逝的妻子,二是想把他们夫妻二人一生的经历,趁着还清醒如实记录下来,留给儿女们和孙辈们看看,让他们能了解上代人的生活经历。

也是在那年底,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收到一份珍贵的文档,内容是一位93岁老人对子女口述的整理,记录了老人经历的抗战时期津浦铁路厂、国民政府第十一战区、北京汽车厂制造第一代井冈山摩托车等往事。文章寄出不到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

许多的中国老人有经历,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来写作记录了。

“一天我父母所在部队干休所的一位叔叔,听我妈说我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就说想让我采访下他。”生长在北京部队大院的崔永元,周边都是有故事的老人,但是他也是做口述历史相关工作后,走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中国老人需要走近和倾听。

“那个要求我们采访的叔叔,后来我们同事去采访时才发现,他是开国大典时空军方队的指挥员。平常我回大院,经常觉得像进了集中营一样,一些穿着很破衣服的老人眼巴巴地站在大院门口。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出门就是马路,很危险,干休所就想了一个办法,让门口站岗的哨兵告诉他们,军区有命令,不能出大院。这些人小则团长,大则都是以前的军区司令员,都很听组织的话。但是口述历史是不是一个安抚他们的很好方式?”

崔永元的思考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同。

“口述历史不仅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事情的机会,了解上一代的重要窗口,通过了解家史、国史,获取同理同情心和心理疗愈,同时,口述历史对家庭凝聚力和社区凝聚力也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在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上的观点。

4我们研究的是热腾腾的“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学员研习营、公开讲座、项目海报展,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系列项目人气兴旺。不仅学员研习营的30个学位在开放报名一周就已报满,学术研讨会还邀请到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托马斯·戈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钱文忠、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等十余位国内外知名口述历史研究者。保罗·汤普森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对口述历史如此关注的国家”来形容此次他来中国所见。

在百度搜索引擎上键入“口述历史”,可以检索出235万余条记录,同时,这种热度还散播在不管是学界、机构抑或个体,对于口述历史的浓厚兴趣。

“我来自武汉电视台,正在为武汉协和医院拍摄院庆一百周年的系列人物口述历史片”;

“我来自中核四O四有限公司甘肃煤区口述历史办公室”;

……

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史,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尚书》、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都是口述体,《论语》也是按照孔子口述的形式被记载。但普通人被宏大的历史洪流所关注,在中国,还是近十年的事。

温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杨祥银是中国第一批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1999年,他在查阅《美国历史杂志》时,惊讶地发现从1987至1998年,每年的夏季版都有一个口述历史专栏。当时他就觉得,口述历史应该“有所作为”。

“我发现我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过往的那些不会说话和相对固定的文献档案资料,同时,我可以让那些在档案室里沉睡千年的口述历史采访资料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触摸得到、看得到、感知得到。”研究对象的变化,带动了杨祥银作为专业研究者在研究思维、研究习惯、研究方式与研究目的方面的变化。

在杨祥银看来,口述史学在当下中国日益被关注,发展甚至呈现出“火爆”的趋势,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的革新,如录音机、摄像机等记录介质在中国的普及性应用,印刷出版的门槛降低;另一方面有赖于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个人自我历史意识的提升,“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看来,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与精英人物的活动与思想,任何个人都是其特定时代与生命经历的历史主体,因此他们希望借助人人可做的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保存与呈现他们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与个人观点。”

在历史学者钱文忠看来,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崔永元这样的领军人,因为一股新思潮抑或新趋向要成为一门显学,需要一支有公信力的队伍。

也正基于让中国口述史学学术化、积聚更大年轻后备力量的考虑,崔永元2014年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并在第二年开设了口述历史硕士阶段研究方向。

“在过去的60多年间,尽管口述史学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与质疑,但在世界各国口述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超越历史学的学科界限,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民俗学、文学(传记研究)、教育学、社会学(家庭研究、社区研究、城市研究、移民研究)、医学(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心理学、灾难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1999年专事口述史学研究至今,杨祥银利用不同的报告、演讲场景,建议鼓励听众行动起来,选择某个特定的群体,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历史记忆,“走近就会理解,为何生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具有时代的差异性与异质性。”

“最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应该是采访完毕,被采访者完成了一次记忆旅行,采访者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坐在被称为“口述史学发端”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课堂里,中国第一位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的毕业生范海涛曾发出这样的感喟。

普通人记忆的集合,汇聚成时代记忆。

在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自问,我们究竟该将什么留给后代?也许最好的馈赠,就是留给他们了解过去、进而更好走向未来的工具,例如口述史学。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来啦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  2014-11-13  

导语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官方订阅号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埋头于口述历史的采集和整理,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各样资料、搜集来的各种宝贝——笔录、老杂志、老照片、老档案等,都将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精心挑选,在这里呈现给大家。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全貌(图片来源:中国传媒大学60年华诞中国画长卷作品)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隶属于传媒大学科研与教学的二级机构,专门从事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及传播、交流工作。而事实上,整个团队自2002年起就已经开始从事口述历史相关工作了。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崔永元,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影视制作人,同时也是中国口述历史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践行者。2000年前后他先后去欧美、日韩等国参观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保存着众多中国罕见的历史人物的口述史料,此外还有与中国有关的,包括地质资源、铁路交通、历史文化、流行文化、民俗变迁等方面的大量文献,而当时中国的口述历史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他多方奔走呼吁,并以一己之力开始了“口述历史”影像史料的收集保护之路。


中心口述史料库一角


截至2014年底,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拥有电影人口述史、音乐人口述史、电视人口述史、外交官口述史、留苏学生口述史、抗战军人口述史、民营企业口述史、知青口述史、西南联大口述史、抗美援朝口述史、新中国建立和早期建设参与者口述史等十几个项目,四千余人次的口述历史影像,并收集了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已经成为中国内容最丰富的口述历史库之一。



2012年2月,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学术研究和传播交流工作;同时也在学校内开设了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为口述历史领域培养更多有志青年和专业学术人才;而且,中心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也努力为全校师生提供能够进行实际训练的研究平台。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馆藏档案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近期的目标是与时间赛跑,全面收集、整理和保护中国近现代、当代口述历史影像资料,未来这些史料将永久保存传承,并面向社会开放。


中国最大的记忆库,需要你一起来完善 |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

为 未 来 记 录 过 去

请输入标题     bcdef

如果你是运用口述历史访谈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结束之后你的访谈资料存放在哪里了?

如果你所在的机构或团体从事过纪录片或其他视频节目的创作,项目完成之后你的原始访谈素材是如何处理的?

如果你曾为自己或他人寻访家史,作为成果的传记原始资料又去了哪儿?

……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从成立到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口述历史资料库同时还是国内外数十个口述历史项目的资料存储基地。


中心恒温恒湿存储基地


作家洪炉、媒体人汪涵、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等均将已采集的口述历史资料备份入中心资料库


收藏家蔡大成将17000余册回忆录和传记捐赠给中心并向社会开放


我们观察到,随着口述历史在中国的逐步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团体和个人都加入到了这个“和时间赛跑”的队列中。但我们也知道,口述资料的转录编目保存,更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挑战,对执行团队的精力、财力和耐力,都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中心资料整理工作流程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向全社会开放资料中心存储空间,无论是在各学科领域应用口述历史方法的科研工作者,从事民间记忆收集公益机构社会团体,还是关心自己家史的个人,我们都邀请您将累积的口述历史音视频及纸质资料、档案和成品授权中心进行长期保存,共建共享中国最大的记忆库,让每一份“人民记忆,都能得到最妥善的保护。

请注意

1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只为资料提供备份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始资料请您自行妥善保管;

2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将有选择地逐步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

3 所有存入崔永元口述史中心的相关资料将视作同意用于学术研究和和公众查询等,特殊资料也可视情况另行约定。


辞别丙申,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年度回顾 |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

时代前行一步,历史增添一笔。

——中心创始人 崔永元


即将过去的丙申猴年,是口述历史进一步走向大众的一年。


这一年,既有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两地口述历史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也有江苏、新疆等地口述历史新机构的成立;既有《冲天》、《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优秀影像作品与公众见面,也有“家·春秋”、“蒹葭”等项目引领国内年轻人投入其中;既有《北京口述历史》、《述林》、《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第二期)这样的高质量口述历史访谈丛书陆续出版,也有《口述史研究》、《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辑):多元化视角与应用》及《就要一场绚丽突围》等热点出版物持续展示学者观点及国内外视角。


这一年,“国际级”口述历史交流继续发酵、“小历史”视域口述文字及影像皆涌现精品、“口述历史+纪录片+青年”适逢新机遇、“失语”阶层获得更多发声机会、口述历史“创作生态”也迎来变革。


这一年,中国的口述历史业界收获了从宏观前瞻到微观创变的多项成果,让我们截取其中一些瞬间:


2016年3月,中国最大的口述历史机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回顾“口述历史国际周2015”同时,举办“从零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春季工作坊”,并首次从心理学视角切入口述历史教育教学;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启动口述历史访员招募;


2016年4月9日,“口述历史与共和国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在四川大学举办,会议主题报告环节主题为“口述史与中国史学新空间:从我们的工作谈起”;


2016年4月10日,由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发起、主办,敦和基金会崔永元口述史中心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季“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2016年5月,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基于老影人口述史项目,向公众推出“光影记忆”系列口述历史影像观摩观察员招募活动;


2016年6月12日,由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妇女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共十卷)首发仪式在京举行;


2016年7月,崔永元工作室崔永元口述史中心中国电影网联合发起“蒹葭计划”青少年儿童自制影像扶持项目,成果将于2017年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期间展映;


2016年8月,由中国-东山纪录片小镇良友“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共同发起的“口述历史-东山纪录短片创作研习营”在东山镇开营;


2016年9月,“山东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组系列丛书之《当年,我们打鬼子》出版;


2016年10月,广州市地方志新馆落成并首次开放,“口述广州数据中心”同时建立,中心设置了市民录音棚、口述史采编室、音像资料编辑室、电子化评稿室等;


2016年10月,崔永元口述史中心首批出版物《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及《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辑):多元化视角与应用》与公众见面,并于12月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举行发布会;


2016年10月18日,第七届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启动报名;


2016年11月11日,由崔永元口述史中心永源公益基金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口述历史国际周”拉开帷幕,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以及口述历史年度影像作品展映、“口述历史+”国际海报展等环节吸引到了国内外众多同仁汇聚交流;


2016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志愿者招募暨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访谈大赛启动;


2016年12月1日,新疆石河子大学兵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于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成立;


2016年12月8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承办的浙江省历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会议开设“公众史学”分论坛,并宣布正式成立浙江省口述历史学会


2016年12月12日,凤凰卫视、凤凰视频“凤凰大视野”专题同步开播《世纪行过——张学良口述史特辑》第二辑;

 

2016年12月15日,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重量级环节“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论坛”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被大会推选为“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

 

2016年12月25日至27日,“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2017年1月9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联合“家·春秋”,启动“抗战记忆”口述历史工作坊


2017年1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英国约克大学公共史学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第一届公共史学国际工作坊正式发布征稿启事,专门设置“口述历史”议题。

... ...

辞别丙申,这一年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收获良多;问候丁酉,新一年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愿与大家共同努力,并期待更多!

——中心主任 丁俊杰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


口述历史为什么重要?

澎湃新闻  傅适野2016-11-13


[摘要]在这样一个集体遗忘的、单调历史的背景下,钱文忠认为在今日之中国提及、讨论口述历史,跟别的国家的口述史学不一样。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

11月11日下午,“口述历史国际周”暨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行,在口述历史国际周期间,传媒大学口述史中心将陆续举办国内外口述历史专家讲座、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口述历史+”国际海报展、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以及口述历史年度影像作品展映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与此同时,由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张钧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以及《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辑):多元视角与运用》也于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部长段鹏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以及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崔永元等均到场参加开幕式。

口述历史究竟是什么?在当下中国讨论口述历史有何意义?在进行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针对上述问题,各位嘉宾在开幕上上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书封

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史,他表示口述史作为一门科学也许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古已有之。在历史刚开始的时候,全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口述史。中国古代的《尚书》是口述体,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是口述体,《论语》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述。口述史学的历史不是很长,但却对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虽然号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一直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个地方。

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学院活动,而是特别需要公信力,需要庞大的队伍来予以支持。

最后钱文忠表示:“任何人都希望寻找真实,真实不一定寻找得到,但是却可以无穷地去接近真实。在无穷接近真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口述史学关乎一个人,关乎一个家族,关乎一个民族,关乎一个国家,关乎一种文化,甚至于关乎整个人类。人类就是在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当中再提升自己,这个提升也许像人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离开大地一样。看似不可能,看似荒诞,但是无论如何拎着头发以后,它就会让我们头皮发麻,也会让我们头脑清醒,而头脑清醒就是口述史学最大的功德。”


《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辑):多元视角与运用》书封

口述历史的实践是理解上一代的重要窗口,是对人文素养的培育

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教授则结合自身研究经验,提出了几点口述历史及其教育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汤普森教授说,首先口述历史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对于年轻人,对小孩子而言,很难想象我们是如何度过一段时间的。尤其是在中国,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或者是‘文革’的历史,我们能够通过上一辈的叙述,能够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

第二点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对于代际之间的沟通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让我们彼此都加深对对方的了解。

第三,口述历史在人文意义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人们能够通过口述历史去学习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去切身体会他人的感受时,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综合人文素养。

第四,从技术层面来说,在学习口述历史的实践中,人们能够运用很多技术,例如录音和录像设备,档案储存设备以及网页和网站的管理等等,这些从广义上来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五,口述历史项目能够在倾听和理解上一代的过程中,对家庭凝聚力和社区凝聚力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六,汤普森认为在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抽象的、高度凝练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而不去亲身体会这些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会产生怎样实际的影响。亲身去进行口述历史相关的实践和学习,能够让人们对于历史有更加切身的感悟。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托马斯·戈德(Thomas Gold)教授则分享了三个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心得。第一,对意料之外的情况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抓住机会,进行研究。第二,是要多站在访谈对象的角度,从他们的观点来了解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自己声音的看法。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框架和概念放在他人身上,在提问时尽量少用专业术语,一定要了解他人是怎么样看怎么想的,一定要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 第三,是要时刻反思,反思你、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人生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思路,自己做出研究。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展览馆。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对口述历史上瘾,像我一样愿意抱着它们睡觉”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崔永元则不谈理论,反而从个人的经验和记忆的角度,用一个小故事说明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崇拜我父亲,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剿匪,他一个胳膊负过三次伤,敬礼都是反着敬的,从小就给我讲了很多战争的故事。等我做起口述历史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说:‘儿子做口述历史,连父亲都没访过’。于是我就委托同事到家里访我的父亲,非常遗憾,他那时候开始有点老年痴呆了,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到了去年父亲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他不认识家里每一个人。”“由此我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一个儿子不太知道父亲的经历、也没法儿准确地描述他父亲的经历。如果往大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是不是能描述这个国家的经历?人民的经历?如果我们这些经历全都描述不出来,我觉得我们就是苟且地活着,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儿来的。”

对于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崔永元希望这里不光是一个学术圣地,还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们这个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里所有的场所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做活动。虽然现在查资料这块不是特别方便,数据化还没有完成,但我们会加紧加快。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乐园,一个学术天地,这样下去,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口述历史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就会热爱它,研究它,可能就会上瘾,就像我一样愿意抱着它们睡觉。”(文/傅适野)

定宜庄:怎样做口述历史

2016-12-31

定先生说,20多年前当她着手做口述史的时候时常会感到迷茫和孤独,乃至于自己也不禁质疑自己,做这些到底价值何在。她的朋友偶尔也开玩笑的说她做的一些东西像是“烂尾楼”,因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访谈对象因年事已高而过世等突发情况,即便是这样,定先生也没有放弃。若干年后,国内的口述史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甚至打出的口号是“大家来做口述史”。而同名书籍,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已出到第三版。然而,面对如此之大的转变,情况自然就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参与者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多了,所以要针对这些问题去想办法,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口述史。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口述史的相关状况

口述史并不是国人的发明,虽然现在有些口述史读物会将司马迁遍访遗闻认为是我国口述史的开端,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口述史的产生要满足几个背景:首先,它和欧美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分不开的,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新思潮在这些国家兴起,他们追求社会的多元化,尊重不同的价值构成,尤其是注重底层人发出的声音,它们都成为口述史的基本价值构成;其次是科技的发展,毕竟做口述工作,要依靠录音设备,现在更是利用影像设备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如何录音、摄像都是要讲求方法的。

目前,口述史热已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也会举办口述史的会议,邀请一些外国同行进行经验交流,包括英美等国的口述史协会等等。但很多国外同行并不了解我国口述史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情况,所谈的更多是一般性的介绍,大多还是在宣传口述史的作用和阐发它的价值,而较少与国内从业者进行具体的、学术性的交流和切磋,这是需要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的。

国外来做口述史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情报中心和征集来的大量志愿者,说白了大都是“采集者”,与其说欧美国家在做口述史,不如说它们在建“口述文献”的数据库,这些国家的口述采集工作很发达,采集之后的工作主要是对它们的保管、收集、分类、检索等等,也就是做数据库的一套流程,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用它来为读者提供服务。比如说一些二战经历者们对二战的回忆录音会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很大的数据库里,检索时很方便,有专门的服务大厅,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直接检索某人对某年某月某事的回忆,有的甚至也可以在手机上检索和下载。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记忆库工程”,而这种工程在国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例如去一个小村庄旅游,游人可以通过村里的录音广播收听到村里的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他们告诉游客这个小村庄以前是什么样子、自己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娓娓道来,十分亲切。还有,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里会放有一个录音设备,来往的人可以对着话筒任意倾诉、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点类似于“倾诉室”。

这个巨大的记忆工程需要强有力的基金会支持,需要良好的管理制度,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但目前在国内还做不到。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导向,通过它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对文化教育和历史传承都能起到积极意义。

定宜庄与口述史

定先生的口述史实践自称是师从台湾的游鉴明先生,为什么台湾的口述史能做得如此之好?

这和台湾的特殊环境有着莫大关系,我们知道,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后“带走”了一大批人:国民党官员、士兵和家属等等,他们和台湾的当地的居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景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郭庭以先生十分有眼光,他很早就组织人来做这些人的口述工作,以此补充到这段独特的历史之中。可以说台湾近代史所的成长和口述史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我们耳熟能详的王明珂先生,他做的记忆理论和口述脱不了干系,而赖慧敏教授做澎湖的地方志、游鉴明先生做妇女史也都利用了很多口述史料。

要注意的是,他们都是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用口述来补充史料的不足,不是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么,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之外多了一个口述文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台湾,还有另外的一支:它与学院派不同,做的是他们称之为的“原住民”研究,成员都不是专业学者,着眼点一般在“原住民”的医疗和生存环境上,他们做的东西在和民族大学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虽没有学者的束缚,但却面临着语言上的困难,不过他们能触及到政治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宗教和精神上的问题,对我们十分有借鉴意义。

虽然口述史做起来可以不拘一格,但却必须要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有所突破,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做口述史呢?

如何来做口述史

首先,万变不离其宗,而这里的“宗”指的就是需要有自己的规范,没有规范是一盘散沙,是不行的。

其次,口述史不可以孤零零的存在,必须依托于其他学科,比如定先生就把它与史学相结合,但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就不一定需要历史,他们更多的是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比如说一个受访者说了假话,比如定先生就把它与史学相结合,但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就不一定需要历史,他们更多的是与社会学理论结合。比如说一个受访者说了假话,定先生就可能通过史料去求证,而一位社会学家通常会用生活史的方式,例如洞悉受访者的态度、语言和表情,以及与受访者亲戚们的交流,来相互印证。因此,定先生认为只有在学科训练的基础上做口述才能做好,无论这一学科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民族学等等。

最后,定先生结合自身的实践与体会,分享给大家自己在做口述工作时的“三步走”:

第一是案头准备,选题范围的划定很重要。“曾有人对我说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有意义,例如一个疯子的话也有意义,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疯子的话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也就是需要弄明白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才疯的,是在精神错乱下疯的还是因为胡说八道被人打疯的,这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先要对疯子下一个定义,什么样的人叫疯子?只有赋予它意义才是研究的开始,而对一个选题首先就是要权衡它是否有意义。”

“大家都知道我和刘小萌做过知青史的研究,一次我去一个单位,他说他们也做知青史,而且把我先前的结论都给推翻了,即知青运动不是如我说的始于1954年,因为他们采访到了一个1952年下乡的老太太,老太太之前在北京读高中,在1952年时就下乡了。我问他们老太太为什么下乡?他们告诉我说是因为家庭原因。”在定先生看来,这位老太太的经历就不符合她对于“知青”的定义。

“知青是在1954年后才出现的,因为中共中央开始划分出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户口,从城市下到农村后不可能轻易返回,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知青和知青运动的产生。现在大部分知青都有共同记忆,也就是下乡前需要到街道派出所去消户口的那天,从此之后他们失去了城市户口,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知青

又比如,定先生写的第一本口述历史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时,首先就对“旗人”下定义。“我在做案头工作时就从史学角度切入,而且文献是我的向导,我通过它们来定位,文献会告诉我,八旗制度是怎么回事、旗人都住在哪里等等。”

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第二步是口述现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必须亲力亲为。现在有些人在做现场工作时投机取巧,就给受访人一张纸或一只录音笔,让受访人自己去写或说,这是不行的。

口述必须在现场,依靠现场的交流和互动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而且在现场时必须聚精会神,如果受访人偏离主题要把他委婉地拉回来,如果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要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除此之外,在采访前也要知道受访者是什么样的人,要对他的人生经历多少有所了解。还有在访谈中,听人说话是一种必要经验,也就是俗话说的“听话音儿”,只有通过观察和不断地累积经验才能达到,做访谈时切忌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第三步是后续整理。现在问题最大的一点就出现在这个环节上,有些人采访过后,想着整理录音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儿,就把录音或摄像资料束之高阁,很多地方目前没有良好的保存条件,而且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不转录成文,那么“大家来做口述史”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它将面临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窘境,同时好不容易得来的数据很可能会面临二次流失的可能。

口述工作是一种不可逆的行为,定先生说如果她现在重做旗人妇女的口述,肯定比之前做得好,但是这些老人都去世了,所以很多事情只剩下唏嘘。当年她在访谈的时候,她们给她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在光绪死的时候她们是如何披麻戴孝的;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一些人是如何自焚的;还有的是因为家里的男孩儿被捉去廊坊,奶奶因为廊坊太远而急死的等等,现在那一代旗人都过世了,所以很多故事就真成了故事。

口述整理的意义除了易于我们保存和利用之外,就是容易发现采访中的问题,比如说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或被遗漏,那么该怎么办?可以用回访弥补,如果不亲自整理就不会发现问题。而且回访很可能和第一次就不一样了,定先生说她做《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时,其中谈到老北京的南城,隔了十几年她再去回访,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十个受访者中九个说的都是假话!

“回访的价值不仅在于弥补了第一次口述中的不足,也让我们认识到普通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在回访中能重新发现它的意义,甚至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的问题,也就是人为什么要说假话?按后现代理论的说法就是为什么要去建构,它的原因、特点、路径分别是什么?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定先生说。

本讲座整理稿未经定先生审阅,文责笔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