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涛:社会需要为教育做些什么 | 观点 Vol.3

魅力教师读写坊 2019-07-20 15:32:48

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玩耍,不慎自己摔倒,造成身体伤害,家长送孩子去医院动手术,术后打电话给校长:“我儿子明天出院,请你们学校明天派人带5万元到医院,如果不来,我们就在各大媒体曝光,而且,你,班主任,体育老师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面对家长的威胁,校长该如何抉择?教师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有老师在课堂上,因为学生做出了出格行为,且屡教不改,忍无可忍中爆出粗话并动了手,立刻被学生记录在案,结果家长大闹校园,攻入校长办公室静坐,直到公布教师处理结果为止。 

有家长让孩子携带录音笔,甚至微型摄像机,进入课堂,随时随地把教师的语言和行动录制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有领导为了迎合领导的领导或某些重要活动的需要,当然,大多数是与领导的业绩和脸面相关的活动,要求学校不惜停课派学生参加,学生变成供领导表演和展示自我的道具。

有单位以评估、检查的名义,穿上各种制服,任意穿行学校各个角落,校长和教师只能躬身迎接,笑脸相迎,有时不得不中断正常的教学秩序。

今日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迫处于聚光灯下,时时处处接受大众的审判,稍有不慎,即遭致家长的愤激、媒体的批判、舆论的抨击,各种对教育的围观、对教师的围剿、对学校的控诉此起彼伏。

我不是为师德低下、犯错甚至犯罪的教师辩护开脱,毫无疑问,这类教师必须承担自身的严重责任。但是,我也必须指出,任何职业都有败类,这些败类总是人群中的少数,不能让整个群体为少数人的错误埋单,不能由此失去对教师职业的敬畏与尊重。

我还想强调的是,教师也是人,有人的情感,有正常人的需要,尤其有被理解、被尊重、被宽容、被呵护的需要。

为人师表既是教师的光环,也是教师的束缚:他/她愤怒的时候,不能发泄;他/她伤心的时候,不能流泪;他/她有需要的时候,不能满足。他永远需要充满耐心、和颜悦色,奉献、牺牲成为他的宿命。总之,他必须克制、克制、再克制,压抑、压抑、再压抑……

我更想表达的是,社会大众总是对教育和教师抱有习惯性思维:总是强调学校教育要满足家长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常见的提问方式是:今天的教育,还适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不适应,是否需要改变,如何改变?

但很少去反思,今天的社会发展,是不是适应教育的需要?是否适应学校和教师的需要?更少去思考:我们除了对教育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之外,可以为学校教育做些什么?能否为倍受煎熬的教师做些什么?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让教育更完善、教师更幸福?

我们的学校教育也被这种习惯同化和捆绑,朝思暮想并孜孜以求自己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文化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服务于领导的需要、家长的需要、媒体的需要?但很少有勇气反问:你们如何适应并满足“我”的需要?你们应该给教育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教育和教师,为什么不能向社会表达我们的诉求?为什么不能反映我们的需要?为什么总是用外来的标准来衡量自身?

社会为何总是用政治的标准、经济的标准、技术的标准来裁量教育?为何不能用教育的标准衡量教育,为何不能用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究竟什么才是好社会?

没有好教育的社会,一定不是真正的好社会,一个不能适应和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只会向教育索取,但却不努力对教育作贡献的社会,一定不是理想的好社会。

解决之道,可从改变原有的提问方式和惯性思维入手:从“社会需要教育做些什么”,转向“社会需要为教育做些什么”,如此提问、思考并解答的人越多,我们的教育就越有希望,我们的教师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社会将愈加美好。 

(读完此文,您对李教授的观点怎么看,欢迎留言发表评论)


李政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

整理自《今日教育》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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